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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的散文，有一个矛盾而有趣的现象：一面好用女性意象，另一方面又摆不脱自己拘谨而清苦的身份。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扮演一个角色。或演志士，或演浪子，或演隐者，或演情人，所谓风格。其实也就是“艺术人格”，而“艺术人格”愈饱满，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愈大。一般认为风格即人格，我不尽信此说。我认为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风格（亦即我所谓的“艺术人格”），往往是他真正人格的夸大，修饰，升华，甚至是补偿。无论如何，“艺术人格”应是实际人格的理想化：琐碎的变成完整，不足的变成充分，隐晦的变成鲜明。读者最向往的“艺术人格”，应是饱满而充足的；作家充满自信，读者才会相信。且以《赤壁赋》为例。在前赋之中，苏子与客纵论人生，以水月为喻，诠释生命的变即是常，说服了他的朋友。在后赋之中，苏轼能够“摄衣而上，履噎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鸽之危巢，俯冯夷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纵焉”。两赋之中，苏轼不是扮演智者，便是扮演勇者，豪放而惆他的个性摄住了读者的心神，使读者无可抗拒地跟着他走。假如在前赋里，是客说服了苏轼，而后赋里是二客一路攀危登高，而苏拭“不能从焉”，也就是说，假使作者扮演的角色由智勇变成疑怯，“艺术人格”一变，读者仰慕追随的心情也必定荡然无存。
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赏月的场合交持得一清二楚。最后的一句半是，“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俏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全文的最后一句则是：“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一起一始，给读者的鲜明印象是：作者是一个大夫，父亲。这位大夫赏月不带太大，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同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这样的开场和结尾，既无破空而来之喜，又乏好处收笔之姿，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此外，本文的末段，从“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到“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为止，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经据典，仍然不脱国文教员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这种趣味宜于抬学，但在一篇小品文中并不适宜。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的后半段，描写作者在河上遇到游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揽生意，一时窘得两位老大子“踧不安”，欲就还推，终于还是调头摇手拒绝了人家。当时的情形一定很尴尬。其实古典文人面对此情此景当可从容应付，不学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赏琵琶，复哀旧妓，既反映社会，复感叹人生。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么就但然点唱，要么就一笑而去，也何至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但在《桨》文里，歌妓的七板子去后，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经经讨论起自已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来了。一讨论就是一千字：一面觉得押妓不道德，一面又觉得不听歌不甘心，最后又觉得即使停船听歌，也不能算是呷妓，而拒绝了这些歌妓，又怕“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朱自清说：
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
这种冗长面繁琐的分析，说理枯燥，文字累赘，插在写景抒情的美文用，总觉得理胜于情，颇为生硬。《前赤壁赋》早也在游河的写景美文里纵谈哲理，却出于生动而现成的譬喻；逝水圆月，正是眼前情景，信手拈来，何等自然，而文字之美，音调之妙，说理之圆融轻盈，更是今人所难企及。浦江清在《朱自清先生传略》中盛誉《桨》文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王瑶在《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中说此文“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两说都失之夸张，也可见新文学一般的论者所见多浅，又多么容易满足。就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能向《赤壁赋》、《醉翁亭记》、《归去来辞》等古文杰作“示威”吗？
前面戏称朱、俞二位做“老夫子”，其实是不对的。《桨》文发表时，朱自清不过二十六岁；《荷》文发表时，也只得三十岁。由于作者自塑的家长加师长的形象。这些散文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出于中年人的笔下。然而一路读下去，“少年老成”或“中年沉潜”的调子却又不能贯彻始终。例如在《桨》文里，作者刚谢绝了歌舫，论完了道德，在归航途中，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女性意象里去了：“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膀。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户赏月，但心中浮现的形象却尽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在《绿》文里，作者面对瀑布，也满是少妇和处女的影子而最露骨的表现是：“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 1 人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用异性的联想来影射风景，有时失却控制，但在20年代的新文学里、似乎是颇为时髦的笔法。这种笔法，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里是罕见的。也许在朱自清当时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读来，却嫌它庸俗而肢浅，令人有点难为情。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
朱文的另一暇疵便是伤感滥情（sentimentalism），这当然也只是早期新文学病态之一例。当时的诗文常爱滥发感叹，《绿》里就有这样的句子：“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其后尚许多呢呢呀呀的句子，恕我不能全录。《背影》一文久有散文佳作之誉，其实不无瑕疵，其一便是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大多了一点。时至今日，一个二十学的大男孩是不是还要父亲这么照顾，而面临离别，是不是会这么容易流泪，我很怀疑。我认为，今日的少年应该多读一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汇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
《西洲曲》在《荷塘月色》中的媒介意义
作者：刘绪君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6.06）
《荷塘月色》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历来语文界对其写景抒情、修辞运用等艺术特点探讨很多，也很深入，但对其结尾《西洲曲》的使用探讨甚少。《荷塘月色》在引用完了热闹的《采莲赋》以后又引用了《西洲曲》里有关采莲的诗句，“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人教版语文教学参考所摘用的资料（选自《名作重读》和《朱自清名作欣赏》）认为《荷塘月色》引用《西洲曲》里的句子是以“热”和“动”反衬“冷”和“静”，是“勾起了乡思”。语文教师讲解时大多一语带过，认为与《采莲赋》的引用一样是以“闹”、“乐”衬“静”，并不深究《西洲曲》一诗的原意以及在全文中引用的意义。本文就其在全文中媒介的意义以及不当认识予以探究。
一、《西洲曲》的媒介文本解读
《西洲曲》在《荷塘月色》中作为引用的出现，是朱自清先生为了表达自己心境的一种媒介运用。《西洲曲》是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原诗为：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如明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尔也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首诗写的是一女子的四季相思。全诗的首句“忆”和“寄”字表明一女子的相思由一年不见情人而起。忆去年梅花季节西洲相会，今年梅花季节西洲无影，诗人思念之情喷涌而出，折梅以寄。这一女子虽发丝乌黑、衣衫杏红，可心情如何呢？在家中，她思念，“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夏日傍晚风吹门前乌桕树，伯劳单飞来投宿，可自己却孤身一人，人不得不相思。因而，她探望，“门中露翠钿”，从黄昏到黎明，从春天到夏季，苦苦地期待，其结果是“开门郎不至”，只得“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这是该诗接下来的四句，是《荷塘月色》结尾引用的部分。“莲”是“念”的谐音，“莲子”也就是“念子”——“思念你”，思念由冬（梅）到春（杏子）到夏（莲花）到秋（莲子）到冬（梅），一年四季地相思，一年又一年地相思，相思已成灾。苦中苦，相思最辛苦。女子采莲已历经冬春夏，春天播种秋天该是收获的季节，莲能收获，人却无获，只有绵绵无尽的思念，只有无处诉说的痛苦，“采莲”无疑触发了女子的隐痛、加重了女子的伤痛，又有何乐可言呢？女子采莲不仅未能消愁，而是“采莲消愁愁更愁”啊，女子收起莲子，仰首继续望，尽日望见的是可传书的飞鸿，可只见“鸿飞满西洲”，不见郎归来，望见的是空，是愁，是梦。从全诗看来，无一处可喜，无一处可乐，满纸皆相思之愁，与《采莲赋》“嬉游的光景”完全不同，是苦相思。因此，语文教学参考中所用的资料认为《荷塘月色》引用《西洲曲》里的句子是以“热”和“动”反衬“冷”和“静”是不恰当的。
至于语文教参中所用的参考资料认为《荷塘月色》引用《西洲曲》里的句子是勾起了朱自清先生的乡思，文章中“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一句接在所引用的句子之后，“惦着江南”这几个字确实很容易让人作出此理解，但根据《西洲曲》原诗中女子的苦相思而作出此理解又很让人感觉不妥，朱自清先生又怎可能用苦相思的情节来表现他的乡思之情呢？若真是如此作者岂不是从一种痛苦（对现实的愤懑）又跌入了又一种痛苦（对爱情的痛苦）中去了吗？通过对《西洲曲》这个媒介文本的解读，我们知晓的是，它是一首表达女子相思苦的诗，朱自清先生运用这样的一个媒介是何用意呢？我们还得解读一下作者和他的《荷塘月色》。
二、朱自清的“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分析
朱自清的“现实环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1927年7月心灵的轨迹。当时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全国笼罩在蒋介石政府的白色恐怖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朱自清先生1928年2月7日写了《哪里走》以决定自己的道路，文中说：“在旧时代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了”，“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意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便只有逃避的一法”，“我是要找一条自己走的路，只想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呢？我所彷徨的就是这个”，“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好走么？果然有选择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这个问题，只要有余暇，它就来盘踞心头，挥也挥不去，这大约就是烦闷吧”。从这文字读解到的是朱自清先生内心深深的矛盾，这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自我”与“他人”的矛盾，在烦闷中作者像众多千百年来儒文化——中庸的知识分子在内心苦闷的时候便寄情山水一样，作者用《荷塘月色》也找到了山水，但不是现实的，而是梦中的，这实则表明作者并未能超然，只是暂时的逃避而已，逃避在小资产阶级的身份走向革命与抛弃良心投向反革命之间的选择。他想教书，维持生计，养五个儿女，以此消磨人生，但中庸的理念又让他觉得太消极。《哪里走》一方面觉得当时的时代“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一方面不愿“革自己的命”，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他既反感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存恐惧，认为“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灭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成为朱自清先生的心理结构，苦闷彷徨幻想超然成为当时的他的生存理念。
朱自清所渴求的世界是一个“拟态环境”，是个理想的世界，是虚拟的。《荷塘月色》就是他的理想世界，是他的心情的折射，是他心灵的轨迹，是他暂时的逃避。
三、《西洲曲》在《荷塘月色》中的媒介意义
压抑了太多苦闷的朱自清先生一开笔就直抒胸臆——“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一个“颇”字表明他所饱受的痛苦，“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朱自清先生选择了爆发。可是他并未一泻而下，仰天长啸，而是笔锋一转，用大量的叠字叠词将心中的喜悦与哀愁娓娓道来。
《荷塘月色》头三自然段是作者步入理想的台阶，说明他的追求——“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文章的第四、五自然段是作者理想的殿堂——“舞女的裙”（荷叶）、“刚出浴的美人”（荷花）、“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荷香）、“像笼着清纱的梦”（月光）、“像是画在荷叶上”（月影）、“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月光与月影），作者用美到极致的意象构建了一个心灵的毫无尘杂的世界。然而，这世界在一个布满白色恐怖的岁月怎可能存在呢？《荷塘月色》作者是在北京清华园的一片残荷败柳里虚构着自己的理想。自然作者在走出理想的殿堂的时候（文章的第六自然段）就会发出慨叹——“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作者不禁悲从中来，宁静也好，热闹也罢，什么也没有，最终回到文首的“颇不宁静”。文章的第七、八、九自然段是作者又一次对现实的逃避，现实虚构不成，作者便无奈地回到记忆中去——对江南的回忆。
对江南的回忆，作者引用的是诗。《采莲赋》描写的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一个风流的季节”，这确实是以“闹”和“乐”反衬了文中的一片宁静，让受众分明地感到“闹”的可爱、“静”的可贵，两者相得益彰，只是“可 3 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挣扎于水深火热的中国百姓何来心情去“嬉游”呢？作者面对大屠杀也只有恐怖的心情。“热闹”与“宁静”皆为虚幻，作者第三次逃避。这次逃避与第二次一样是对江南的回忆，引用的同样是诗——《西洲曲》。《西洲曲》是一首苦相思的诗，作者用它何意？诗里无“宁静”和“热闹”，有的尽是烦闷（因思念情人而痛苦）。很显然，认为作者引用《西洲曲》是以“闹”“乐”反衬“静”是错误的。是“勾起了乡思”吗？文中这样写到：“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作者言明清华园的荷花已盛开，正是一个相恋的地方，只可惜无人划船到这里来诉说衷情，因而不见流水的影子。这与“早已无福消受”一样，白色恐怖的现实不可能让百姓，让作者有心情去荷花池领略爱情。由此看来，这两首引用的诗皆说明：理想的世界本不存在，作者的理想只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纵使是美好的回忆，也本虚幻，是杜撰的。可是作者依然不甘心，进行第四次对现实的逃避——惦江南。惦江南的什么？作者在此并未言明，而是一个句号作了停止，留下空白让人想象，是惦念父母朋友吗？是父母朋友身处同样的时局让人担心吗？不得而知；一个破折号表明已到家门，可是“什么声息也没有”，相伴自己的妻子“已睡熟好久了”，一种情绪——没有相知的孤独，油然而生。
总体来说，作者引用两首诗虽然一个表达爱的喜悦，一个表达爱的痛苦，但面对1927年的中国爱情都是空想，是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烦闷。作者用无论逃避到哪儿（北方和南方，理想和回忆），无论逃避多少次（文中已有四次）都是烦闷，从而表达出作者的理想并不存在，所谓的理想只是一种期盼，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试图像古人寄情山水式的逃避现实是不切实际的。《西洲曲》作为媒介表达了一种讯息：中国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是一个没有爱的时代，是一个灭绝爱的时代。
总之，《西洲曲》在《荷塘月色》中媒介的意义不是以“闹”“乐”反衬“静”，也不是想当然的“勾起了乡思”，而是作者运用这个媒介在传递时代的讯息，表达他对时代的不满，进一步阐释文首的“这几天我心里颇不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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