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
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过度外债,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
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2009-6-29 22:35:42访问量：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美洲曾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中，拉美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1982年，在经受了债务危机的冲击之后，拉美经济发展
陷入低谷。此后，拉美国家在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试图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长达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加大了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
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收入分配措施加以调控，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会随经济增长的加速迅速扩大，从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拉丁美洲曾经历过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其后果之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美国家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的首要目标，因此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受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理论的影响，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该理论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会使富人数量大量增加，其投资和消费也必然会相应增加，从而通过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增加，其结果自然会使财富逐级流向社会其他阶层，进而提高全社会国民的收入，最终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而在1950—1980年的经济高增长期内，许多拉美国家政府没有明确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但最终事与愿违，理论家们预先想象的前景并没有出现，相反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大量向富人集聚，拉美历史上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进一步加剧。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时期，一些拉美国家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也同时创下了纪录，在巴西该指标高达0.66，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达到0.61和0.60。巴西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60%，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43倍。两极分化的直接后果便是穷人队伍迅速扩大。尽管在经济高增长期，政府利用财政优势采取相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当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失去增长的活力之后，政府丧失了财政优势而不得不削弱社会开支，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财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拉美国家的社会形势始终处于相对紧张的局面，在一些国家甚至爆发社会*。
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直接危及到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至今日，由于垄断财富的利益集团的势力不断强大，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举措变得异常艰难。目前，拉美不少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政府对此难有作为的尴尬局面，占人口40.6%的2.13亿人口（2005年）不得不在贫困线下挣扎。
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和城市化无序地、急剧地恶
性扩张，使得拉美中小城镇和农村被边缘化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城市的边缘地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极其简陋的棚户区，从最靠近城市的山头开始，简陋的住宅一座紧挨一座地由山下往山上盖，布满一座山头后接着往下座山头蔓延，漫无边际地不断地往四周延伸。这类主要由城市贫民和外来移民组成的贫民区自成体系，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地区和游离于城市发展之外的边缘地带，不仅政府管理难以触及，就是非贫民区居民都难以进入。这在拉美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现象。
尽管拉美国家政府花费巨资向这些贫民区提供最低社会保障，但仍难以改变它们被边缘化的趋势，城市贫民区继续不断扩大。其主要原因是，拉美国家在依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国家将大量投资集中在这些城市及其工业部门，使它们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极，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农村移民，造成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成比例地膨胀。为此，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中心城市的基本建设，结果却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发展为代价，造成这些地区不断地被边缘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其速度甚至超过了城市发展的实际可承受力。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在一些地区和农村被不断边缘化，少数城市不断地、无序地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得到推进，结果是城市化和边缘化结伴而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困扰拉美国家发展的难题。
三、无论任何形式的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有其两重性，因而在利用外资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优势，尽可能地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对此，拉美国家有着深刻的教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拉美国家曾经不切实际地走举债发展的道路，结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至今经济发展仍受巨额外债的束缚。出于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国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涉足国内许多工业部门，主要依靠对外举债解决资金短缺的矛盾，采取了用外债促增长、用增长还外债的战略。从1970年起，在很短的时间内，拉美外债急剧膨胀，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1970年，拉美外债总额为161.25亿美元，1975年增加到440.5亿美元，1980年猛增到2303.58亿美元，债务负担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从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此时，外债不但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最终当资金链条断裂之后，它在1982年将所有拉美国家拖入了债务危机之中，这时拉美外债总额业已高达3287亿美
元，拉美国家不得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救济。此后，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10年”，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不仅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继续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他们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也难有回旋余地。
除外债之外，对待外国投资同样应该限制和利用并举。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逐渐向外国资本开放本国市场，外部资金大规模地流向拉美。上世纪90年代，拉美外国直接投资由初期的110.66亿美元增加到770.47亿美元，这对拉美经济走出80年代“失去的10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拉美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外资的流动性的加大，增加了拉美对外部门的脆弱性和经济增长跌宕起伏的波动性，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态势同外部资金流量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在90年代后半期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先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外资流向的突然改变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即便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以利润转移的形式向外转移的资金的逐年增加对一国经济的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债务危机之后，自1999年以来拉美国家再次成为资金净流出地区，而且净流出资金的规模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639亿美元，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675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转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以智利为例，向外国直接投资支付的利润占其出口比重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9%增加到2004年的21%，远远高于同期外债还本付息占出口4%的比例。
四、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完善的政府监管和调控机制相配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市场不能取代政府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拉美国家在经济改革的成效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了政府的监管和调控职能的国家，其经济运行基本实现了良性循环；相反，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国家的监管和调控严重缺失的国家，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险象丛生，甚至陷于危机。
两类国家的经验教训在于，如果在经济改革中简单地追求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忽视政府职能的发挥，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以摆脱市场的冲击，尤其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完全弱化难以缓解改革成本对社会冲击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出现失控的局面。反之，如果在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政府有效地发挥其监管和调控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改
革的社会成本，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拉美国家改革成功的案例表明，在完善和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对经济监管和调控的能力，以及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能弱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这些国家政府的管理职能不仅做了相应调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首先是政府通过政策管理，对市场刺激下产生的某些消极因素进行必要的限制。例如，智利政府在开放资本市场之后，1991年针对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频繁流动对经济稳定所产生的冲击，通过央行对短期资本实行无息准备金制度，加大短期投机资本的成本，从而限制了这部分资本的流入，有效地控制住了开放资本市场的风险，也较好地规避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冲击。其次是政府通过目标管理，对市场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例如，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实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浮动汇率政策，尽管这些国家的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但按照政府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的限制，一旦实际汇率将对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央行就会实行某种形式的干预。尽管这些国家的央行是独立的，但是由于政府同时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体现了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意图。再如，巴西在出售国有企业的时候，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企业的投资、技术更新、原企业员工留用比例等），通过这些目标对企业投资人进行制约。当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无论进行何种形式的改革，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更是市场作用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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