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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窗口”、“示范区”不负众望，1978年~2007年，GDP增长41倍，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左右并先后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绩显著，经济社会正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30年，广东靠创新赢得辉煌，也将靠创新赢得未来。
改革开放令韶关经济发生四大变化：一是经济总量成倍增长，二是经济质量明显提高，三是内外源型经济同步发展，四是经济发展后劲强大。
在深圳特区迎来自己“而立之年”的时刻，不论是回顾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观察她正在探索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区建设的典范，深圳的成长对其他特区甚至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８月，《深圳２０４０城市发展策略》项目正式启动。这份新鲜出炉的研究计划打算用１２个月左右的时间，为深圳未来３０年的发展探索途径。“我们希望这份发展策略首先能突出创新特色，让深圳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继续走在前列、勇当先锋。”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这样说。
坚持改革、深化开放——从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特区成立那天起，改革、开放就被烙印在深圳特区每一步的发展脉络之上，成为推动这座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
早在建立之初，特区就率先在工资制度、基建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劳动保险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以及政府机构等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深圳速度”，让全国为之振奋。
深圳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定之举。
３０年来，深圳利用外资和国际先进技术，从“三来一补”企业起步，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形成了较高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和高度的外向型经济。１９７９年以来，深圳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４５６．２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２７％。２００９年，在深圳投资的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总数累计达１６６家。
“通过坚持对外开放，自身资源不足的深圳快速吸纳国际资源和要素，不仅迅速改变了自身面貌，而且对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说。
深圳的改革，是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体制改革的统筹行为。
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在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积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行电子政务，改革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加快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同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２０１０年以来，深圳还率先在全国推进“大部制”等改革举措，为全国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探索。
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行政改革了。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说，经济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即使是广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建立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行政主导体制，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参照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广东历来被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的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改革出路。因为广东的这个特殊的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入手往往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广东领导层高呼广东要解放思想，再“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再创一条新路。思想解放必然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那么广东的这次思想解放表现在什么样的改革政策中呢？从广东正在推行的新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领域，即政治改革方面的行政体系变革和经济方面的产业升级。这两个方面既配合着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为中国的总体改革寻找着新的方式和途径。
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行政改革了。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尽管制度创新一直以来是中国改革的关键词，但到实际层面，制度创新似乎非常艰难。很多所谓的制度创新型改革实际上只是重复着从前的制度。必须从创新的视角来审视广东的此次改革。
“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
广东的这次行政改革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顺德可以说是县级市。县级尽管处于中国行政体制的低端，但这是一线政府，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线政府的改革因此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基础问题。
深圳的改革从纵向看是减少行政层级，取消区级政府，改区、街道办事处为政府派出机构。把原来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改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横向看，实行的是“行政三分”，即把政府部门分解成为委、局、办。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执行监督；“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顺德的改革是在“大部制”名义下进行，重点在精简政府部门。从表面上说似乎没有新意，但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顺德改革的很多方面涉及到党政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合署办公”。
深圳的改革已经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行政层级问题，二是权力分工与制衡问题。
中国的行政级别实在太多，中央的权力经过层层消解到了地方就变得无影无踪，而地方上的声音也经过同样的过程的过滤到达不了中央层面。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因为中间官僚层的层层阻隔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的缺陷。
因此，如何缩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或者减少中间官僚层是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议程。深圳的改革尽管局限于一个城市的内部体制，但已经涉及到减少行政层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如果把深圳和顺德的改制一同考量，意义更加深远。如果（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城市改革成功了，省级和县级之间的行政层级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就可以加以取消。这会大大提高中国的体制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行政三分
深圳改革的第二方面是行政三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政三分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中国不想走西方的道路，即“三权分立”。既然外在的三权分立不可能，那么只能往内部找。但行政三分是否可以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可以加以怀疑的。
这一改革主要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建立行政主导的体制，既有效率，也不腐败。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党政治。香港在回归之前没有政党政治，所有政治是英国人的事情，香港本身的行政体制只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这就保证了行政主导体制。但在回归后，因为政治属于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因此现在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体制没有强大的政党政治的支撑。与之相比，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体制的效率和清廉的基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制度。
因为政党体制的改革涉及到了总体政治改革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深圳的改革似乎回避了党政关系。但正是因为这种回避，人们就有理由质疑其可以取得的成效。
从反腐败方面来说，因为没有涉及到党的改革，党权还是不可制约。人事任命的最终权力还是在党，行政三分没有任何可能来制约党权所能产生的腐败。
再者，这种内部分权会对行政部门的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深圳改革的遗憾无疑是没有把党政关系考虑在内。从成功的国际经验来看，行政改革一定要与政党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只有当政党政治能够消耗政治的时候，行政部门才会聚焦于效率和清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必然要涉及到执政党和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例如党如何通过人大和政协来代表社会利益、组织政府和监督政府。
从这一点来看，顺德的改革显得更具有意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做法。
顺德的做法是逐步走向一个党政合一的制度。党政关系应当怎样？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层级，党政关系一个模式。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层面现在比较明确，即党政分工。那么地方政权呢？顺德是县级市，属于基层。看来党政合一制度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县级政府是一级政府，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关联点。这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实际上的权力，也必须具有行政效率。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一级政府，无论是党还是政，面临的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过去党政两套班子所形成的“权力内部消耗”在大大阻碍了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和社会严重脱节。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比较有利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清廉的政府出现。
广东的经济改革
广东现在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广东一直被视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模式。但是很多年来，广东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动力，被其它地区所超越。下一步如何走？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唯一的道路。
珠江三角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大工厂，但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环保问题，这个模式显得不可持续。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显现出来。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广东的地方领导就没有这个概念。尽管发展已经三十多年，但产业还是停留在原地。当然，来自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的阻碍也是产业升级困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面临危机，改革必须进行下去，否则就没有出路。
再者，产业升级的问题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而且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个未来。
广东这些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说，经济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即使是广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建立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行政主导体制，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参照意义。这表明，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在地方层级开始，也不可能自下而上地推行。很多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改革就很难成功。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改革引领作用弱化？广东亟须“二次创业”
作者：林小昭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06-23 07:53:55
过去三十年，得益于政策先机和临近港澳的地缘优势，广东开全国风气之先并保持至今。但近来，广东改革引领作用弱化却成为了关注点。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教授近日在《南方日报》撰文指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特别是在改革需要在各种利益方面寻找新的平衡点，需要在改革难点领域进行大胆探索方面，广东近年来在全国的改革引领作用正在弱化。
“在土地流转、公车改革等方面，很多省份的步子都迈得比我们大。比如公车改革，很多省的步伐很大，而我们省却比较小。”蔡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拿广东和外省比较，“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感觉我们走到了前面、我们值得他们学习。”
而改革动力的减弱在很大程度上与广东长期以来保持的经济老大地位有关。过去广东在全国的地位比较弱，跟港澳的差距也比较大，所以有很大的改革动力。“现在金字招牌戴惯了，遇到了一些问题，大家就求稳了，我们的闯劲就少。虽然感觉到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日子也能过，要改变这些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要冒很多风险，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蔡兵说，正因如此，广东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机遇。
这也得到了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研究员的高度认同。“现在广东的干部普遍有点小富即安，有点不思进取，觉得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全国老大，早期的紧迫感不强了。”彭澎指出，现在广东的特区不特，前海、横琴跟内地相比亦无太大特色；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虽然影响很大，但随后在佛山的推广即减弱了很多势头，在全省其他地方推广时又进一步弱化。
彭澎指出，广东改革势头弱化大概从加入WTO以后开始。“加入WTO过了一个磨合期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经济发展势头很迅猛，追赶‘四小龙’也很顺利，在全国的龙头地位比较稳固，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冲劲。”
蔡兵亦认为，广东要防止在改革方面陷入“制度陷阱”，即经济率先发展并且总量迅速做大到全国第一，但这样的量可能掩盖了在制度方面的缺陷。尤其是虽然广东的经济总量比江苏、浙江大，但江浙人均比广东高，说明发展程度比广东高。
“跟我们的学员交流的时候，行行业业的人都有，大家都觉得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出现是偶然的，但老是同样的问题出现，那肯定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了。”蔡兵说，广东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主要是在体制机制方面束缚了大家的积极性。“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不能长久，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在体制机制方面改革的力度。”
对广东来说，要继续做好在全国的排头兵，就要在全国共性的一些问题上，率先解决；在全国的体制的摸索中间，率先确立好比较好的体制。
这其中，选用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要在干部制度方面做比较深刻的改革，敢用重用改革干部，重用有思想有冲劲的人。”彭澎说。
为什么是广东
主持人（任剑涛）：各位，广东在第一次改革开放中破局，给全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这一次解放思想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讨论一下全国范围看广东，广东如何应对自己在这一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浪潮中在全国改革布局中的定位、功能、举措。
高尚全：很高兴参加《南方都市报》的座谈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次为什么广东又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汪洋同志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可能有的人不理解。我因为应汪洋同志邀请，1月14号去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对象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厅局长以上干部，和一些理论方面的同志。
广东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思想不解放是不行的，光做太平官也是不行的
汪洋同志提出这样一个举措，我觉得没有勇气是不行的，思想不解放是不行的，光做太平官也是不行的。广东为什么要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我觉得首先是落实十七大。十七大没有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讲话中讲了四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就是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把坚定不移解放思想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法宝。
其次，应当看到广东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总量全国第一，GDP人均已经超过四千美元，人们的富裕程度也比较高。这是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
第三，广东实际上改革30年来取得成绩，各方面发展得不错，但是发展也不平衡。珠江三角洲的财政收入占了广东的67%，广东东部、北部、西部只占3.1%、3.1%、3.9%，发展很不平衡。
第四，我们广东的发展跟全国的水平，比如跟江苏、浙江、上海来说，还有差距。为什么汪洋同志带了领导班子去考察这些地方呢，就是为了相互学习、交流，因为有差距。另外广东创意精神不够，有的人钱多了以后就打麻将、吃喝玩乐，这是不行的。
第五，从国际上来比较，我们广东发展，虽然小平同志讲了，要20年赶上“四小龙”，现在除了韩国以外都赶上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总量，应当看到还有人均、生活质量、环境，还有好多差距。
所以我考虑有这五个因素，看来解放思想非常必要。
从实践来看，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为了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所以我觉得意义很大，全国现在都在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
主持人（任剑涛）：谢谢高尚全先生发言。
在我看来，广东这一次能够冒风险重提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除了高尚全先生已经做出了一个综观阐述外，有三个理由值得特别关注。
僵化思维已成发展瓶颈
广东的经济发展与体制蜕变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抗性状态
第一个是广东本身碰到中国现代化转轨的发展难题，在全国应该是最突出的。因为广东的发展确确实实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发展瓶颈不是体现为一个平衡和可持续的问题，而是体现为在观念上首先遭遇到了一个怎么样突破发展瓶颈的这样一种新的僵化思维的影响。新的僵化思维就是认为我们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体制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这个观念已经成了一种新教条。
我们要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一种改革气质、改革氛围，真正把体制上阻碍发展的这些原因凸现出来、解决掉。
第二是广东的发展除了不平衡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广东的经济发展与体制蜕变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抗性状态。体制上逐渐从改革体制蜕变为普通体制，深圳、珠海、汕头在这方面是最典型的，所以我现在很难看出来“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鲜体制在深圳、珠海、汕头还有多么明显的特色。
深圳自从遭遇到1989年困境后，在90年代初建构了人大和政协以后，重建了各基层党委组织，基本上跟内地所有的体制安排完全一致了。只是因为地缘优势和改革开放早期一直形成的改革精神的惯性作用，所以深圳能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珠海和汕头因为体制上向传统城市蜕变的速度更快，而挣脱传统体制的第一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力量更弱，所以深圳、珠海和汕头都不在一个发展水平上，而变成了四个特区、三重水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改革要突破，新的教条和突破体制障碍必须要有广东来破局。
广东破局四大优势
广东在新的解放思想里有在全国布局里的特殊地位
广东这样一个破局有两层计算，在全国布局里都可以说是合理的。一个是优势计算，刚才高先生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阐述，在我看来有四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个优势是广东积累了解放思想的经验、教训，这在全国，它的经验教训积累是最丰富的。第二是广东积累了可偿付改革代价的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不具备的。第三，毗邻港澳，有一个观察世界、形成世界眼光、追求均衡发展的桥头堡这样一个地缘优势。第四，广东这个地方的地方心理和族群结构有利于进行改革。大家承受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强的，因此在解放思想这一次破局时汪洋提出这样的命题，赢得广东区域的广泛反响、强烈震动、积极应对和各级政府的建言献策和制度设计以及创新召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广东确实在新的解放思想全国布局里占有特殊地位，这样一个特殊地位在我看来是其他省区所不可替代的。
而且从代价上来计算，广东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破局的边缘优势和代价计算优势。从代价考量上、优势计算上，从广东首先遭遇到全国经济发展体制障碍和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及要可持续发展建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相关联，广东破局有它的优势。
广东为全国体制破局要进入一种新状态、提升一种发展境界，从而为中国深度现代化、深度改革提供一个思想氛围、改革举措、体制模式。深圳首先要尝试大部制改革，而大部制改革的原型也就是五六年前深圳的“行政小三分”，当时也是中央编办和深圳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广东在全国布局上始终获得立在改革开放潮头的客观条件。
解放思想，破除官本位
改革要解决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建构问题
保育钧：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
思，新一轮解放思想，汪洋同志提出来的几条，我觉得有深层次的原因，不是简单着眼于政绩，而是考虑中国社会经济长远的发展，我赞同任教授的观点。这些年来广东，特别是几个特区，旧体制复归表现得十分突出。
不平衡等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要从政府权力的授予、运作和制约方面下功夫改革。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解决政府权力的授予。
这些年来广东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深化改革很不协调的就是官本位越来越浓，品级意识非常强，很把一个官当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可以配置资源。不解决权力的授予和权力的运作以及权力的监督，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无法解决。下一轮广东解放思想要紧扣这个主题，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建构问题。
先要解放官员的思想
就改革而言，既要自上而下地开放，也要自下而上地争取
朱学勤：解放思想是“及物”动词，不是“不及物动词”。解放什么？我以为要从1992年以来的某些思想误区中解放出来。
1992年以来的第二场改革，明确了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方向，搭上了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便车，经济起飞，有目共睹。遗憾的是，这场改革基本是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独进，搁置了政治体制改革。
这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政府招商引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由于没有政体改革来平衡，第二场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并不能公正地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用，反而形成了巨大的寡头利益集团以及大部分人的被剥离感、剥夺感。经济进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的断裂。
此外，现在要谈解放思想，先要解放官员的思想。广东改革意识衰退，不是一个地区的现象，而是全国普遍现象，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第二次改革的动力和操盘手。操盘手自己把利益拿出来？难度之大，几乎不可能，那这样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冲刷。
另外，改革，既要自上而下地开放，也要自下而上地争取，争取争取，不争怎么取？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小岗村的18个农民争出来的，不是农业部农委设计出来的。
高尚全：解放思想我觉得广东比较深入，包括深圳、广州等地方，解放思想要从领导做起，不要走过场，不要说说而已，要落到实处，思想到底有什么创新，在实际上到底有什么差距，找差距，这样就前进了，改革就深化了。
主持人（任剑涛）：谢谢高先生。对广东解放思想在全国的布局里有一个事件很有象征性，这就是省委书记汪洋同志亲自邀请高尚全先生去做报告，这个事件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性呢？广东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布局不是在广东范围内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希望像高先生这样对改革开放有深入了解、又站在全国角度把握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力度感、尺度感非常敏锐的学者，来为广东破题。这样一个事情表明了广东是在全国全局一盘棋中来筹划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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