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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秋季学期——通识课《西画东渐与民国美术》课程论文
上海大学2013—2014学年 秋 学期
（新生研讨课）
课程名称：西画东渐与民国美术课 程 号：
授课教师：
学号：姓名：
所属：
成绩：
评语：
徐悲鸿与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
姓名
学号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是中国美术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转型期，众多美术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改革中国画，而徐悲鸿无疑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位。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家，徐悲鸿倡扬写实主义，他的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思想引导了中国人物画创作，从而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画的面貌和形态，建构起新的格局。人物画在唐代达于极盛，但随着山水画、花鸟画的兴起，宋、元文人画理论的逐渐完善，文人山水画受到不适当的标榜，人物画渐居次要地位，日渐衰落。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急呼“中国画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如守旧不变，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中国画需要变革，那么长期受到冷落的人物画就更需振兴了。本文即将就徐悲鸿与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描写。
关键词：徐悲鸿中国人物画写实主义
一、为什么探索中国画的改革
徐悲鸿于1919年3月赴法留学，虽未亲历五四运动，但1918年他自日本回国后，便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深受酝酿已久的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中，徐悲鸿痛感中国画学之颓败，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增之”的主张。在“改良之方法”一节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画之目的，曰：惟妙惟肖……故学画者，宜摒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已经确立用西方的写实主义革新中国画的方向。因此，在法国八年，他专意于学习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各种技法和理论；回国后，积极倡扬写实主义，并借此进行改革中国画的探索，且把探索的重点放在人物画上。其原因有一下三点：
首先，徐悲鸿早年家境贫寒，历经人生的苦痛与磨难，留学回国后，担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系主任，受田汉的影响；抗战期间，他又积极宣传抗日，在印度和南洋各地举行画展，将所得巨款全部捐献，用于劳军赈灾；与周恩来、郭沫若的交往中，其左倾思想更趋明显……这一切都体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大众的同情心，决定了其中国画创作的社会性内容。
其次，早年的学画经历为他在人物画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徐悲鸿幼时随父习画，正如他所言，其父徐达章“擅长工整的人物画、花卉、翎毛和走兽”，“独善描写所见……无所师承，一宗造化，故其所作鲜而特多真气。”至今遗存有《松荫课子图》，人物工整而传神。徐悲鸿还喜临吴友如的界画人物，他曾说过：“吴友如是我的开蒙老师。”在法国，徐悲鸿又追随历史画家弗拉孟、达仰习画，西方以人为主体的绘画又为他改革中国人物画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此外，徐悲鸿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与品鉴也表现出他对人物画的偏好。他认为唐宋时代为“自然主义艺术昌盛的时代”，师法造化，注重创造，不事抄袭，空而能灵。因此他在不惜重金收藏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图卷》上题写“悲鸿生命”以示珍惜，在出巨资购得的《梅妃写真图》上题跋道：“余因古人物佳幅难得，工整界画更难得，因借债收之。”在《朱云折槛图》上题曰：“……就画而言，诚为中国艺术品中一奇，其朱云与力士挣扎部分，神情动态之妙，举吾国古今任何高手之任何幅画，俱难与之并论……为吾精神之慰藉，自谓深幸已”。
二、如何振兴中国人物画
徐悲鸿大量优秀的人物画作品正是他对中国人物画的振兴。从题材上看，徐悲鸿的人物画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历史题材。其中有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1949年)。更多的是借历史题材以喻现实的作品，如《九方皋》(1931年)，便是借九方皋相马“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来倾吐内心的抑郁，抒发渴望重视人才的愿望。创作于1940年的《愚公移山》则是想借此鼓舞他们在抗战相持阶段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1943年他又为屈原的《九歌》创作了《国殇》、《山鬼》、《湘君》、《湘夫
人》等插图。徐悲鸿喜欢作历史题材的绘画，与他在法国跟随两位著名的历史画家学习有一定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艺术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层关怀与思考。
第二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较少，因为虽然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但回国后毕竟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与下层人民的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正如他的好友田汉在三十年代曾不无惋惜地称他是一位“固执的古典主义者”，“他虽然处在现代，而他的思想不幸是„古之人‟，他所谓的„真‟仅注意表面描写之真，而忽视目前的现实世界，逃避于一种理想或情绪的世界”。“他终于深藏在象牙塔的宫殿中做„天才‟的梦……”徐悲鸿自己晚年也承认：“吾虽倡导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大众。”尽管如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率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西迁陪都重庆，正是在这期间，他和千千万万裹挟在流亡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心灵的极大震憾，又重新接触到下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激发起强烈的同情心。1937年，他创作了《巴人汲水》和《巴之贫妇》，为其他画家树立了榜样。抗战期间，徐悲鸿对学生和其他画家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画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如在1942年重庆举行的“联合艺术展览会”中，参展的中国画大都是些程式化的山水画，徐悲鸿却选购了没人买的四幅以示鼓励。它们是梅健鹰的《嘉陵江纤夫》，李可染的《水牛牧童》和中央大学艺术系助教谭勇的两幅人物画：揭露日寇狂轰滥炸罪行的《忍看孤小对凄怜》和描写大众支援抗战的《征衣密密缝》。正是在徐悲鸿的倡导下，中大艺术系学生李斛开始用国画形式表现嘉陵江上的纤夫，宗其香的画面上出现了街头小贩和轿夫等形象，二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家。
第三类为肖像画，以《泰戈尔像》为代表。画中诗人侧坐于树荫下，手持书稿，正构思着新作，眉宇间流露出智慧的光芒，可谓形神兼备。
综观徐悲鸿人物画的创作题材，无论是直接表现现实人生，或是借历史题材传达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题材，为中国人物画的振兴开辟了道路。
三．中国画改革的影响
徐悲鸿的人物画创作为后继者开辟道路的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完善的教育体系把更多的画家引导上这条革新之路。分析徐悲鸿的教育体系，对中国画，尤其是对人物画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他从“形既不存，何云乎艺”出发，认为“艺术家应同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因此在教学中强调素描在培养学生观察对象和基本造型能力之中的作用。为了将来在作品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精神，他又特别强调以人为主的素描训练。不仅油画专业如此，在国画专业，也同样需要先修习两年素描，再习国画课程。中国画的形式和面貌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物画一改过去倍受冷遇的状况，成为国画创作的重头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一部分。直接受教于徐悲鸿或受其影响的一大批画家如蒋兆和、叶浅予、李斛、李琦、卢沉、周思聪、姚有多、杨之光、王子武、王有政、郭全忠等，几乎成为建国后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主体。至今，徐悲鸿的理论仍是中国人物画主流画风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国画改良论》，徐悲鸿，《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年6月；
2.《万木草堂藏画目》评介，李国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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