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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调研报告
当前，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呈现出由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三农”问题解决的格局和趋势，意义深远。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贯穿着城乡统筹发展、就业融于市场、保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进城的思想，成为按照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为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中国农业大学40多位大学生，回到自家所在的村，进行农村经济、农民外出就业、农民工权益的调查。调查显示，外出就业作用不容忽视，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犯的问题仍然突出，存在对“国办通知”宣传不够、执行打折扣的情况。需要继续推进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有效解决影响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的问题。
一、农民进城务工、跨区域流动就业持续发展的态势
1.外出就业、进城务工人数继续增长, 农民依靠市场自主就业，不会出现进城失控
各村调查反映,外出就业“人数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初，或是七八年前，一村外出仅几人、十几人，现在发展到几十人、数百人。42个村外出就业人数与上年相比，平均增幅在8%左右。政策调整使农民外出环境改善，降低了就业成本(全国统算农民工年减少40~50亿元办证收费支出)，但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化就业，并未发生外出就业因取消对农民流动就业限制和歧视性收费而过分增长的现象。
2.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不断加入打工行列，外出就业群体有低龄化趋势，常年在外就业的占绝大多数
新加入打工队伍的，多为初中毕业生。一些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因上学收费多或升不了高中，家庭经济困难，看到外出能挣钱，初中毕业甚至未毕业就外出就业。他们虽无务农经历，却有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下的农民身份。外出就业群体低龄化，更要求加强对他们的权益保护。女性外出增加，整户外出增加，农民工常年和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就业的约占70~80%，有的人几年未回乡，村民说他们已不算是“农民工”。
3.就业领域扩大，竞争激烈，受低文化限制，小部分人就业层次提高，大多数仍为低层次就业，工资水平基本没有上升
一般农民工工资仅五六百元。一些农民工工资上升，靠的是技术熟练程度提高。一部分人成为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有的变为城市的创业投资者，但比例很小。
4.中西部地区多数村, 农民外出就业在县内、省内的少，到省外沿海发达地区城镇的多
中西部地区多数乡村,非农产业薄弱，有些已办的也垮了，而且中、西部地区城镇拉动农村劳力转移的作用强度与发达地区城镇也有差别，农村劳动力主要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的趋势没有改变。
5.在农区劳力三元就业与收入中，外出就业超过乡镇企业吸收就业，在现金收入上超过农业
调查村除了几个镇边村和牧业为主的村外，基本是1/4左右劳力外出就业，青年人大部分外出就业。农户收入，多数村来自农业的占一半(种一亩田年收入五六百元，有时还亏本。从大农业获得纯收入一般达到年人均700元左右。农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人均农业纯收入达千元的村，比例较小，受市场影响很不稳定)，来自非农产业的占一半。多数村，农户吃饭靠农业，现金收入大部分来自非农业，大头是外出就业。30%的农户以外出就业为主要经济来源。一般统计没有区分就地非农就业与跨区域流动就业的差别，只计算外出就业寄带回家的收入，不计算即使不外出也要自我消费的部分，实际低估了外出就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份量。
6.促进农村社会开放，对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产生多重影响
农民和村干部称打工农民从外部给农村带来生机、信息。一村出去四五拨、七八拨人，加上零散外出，与天南地北建立了多种联系，使偏僻的农村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联接起来。外出就业对农村教育的负面影响，是一些未成年人，初中刚毕业或未毕业，就在打工挣钱诱惑下外出。原因是农民收入低，上学费用高，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缺乏与初中衔接的职业教育，以及父母外出孩子缺乏管教，产生厌学等。而正面影响是长期和深刻的，外出民工尝到技术、知识缺乏的苦头，重视子女教育，舍得人力资本投资。目前外出就业对婚姻的影响大于计划生育，但由于限制迁移，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低，对两者的影响尚小。
二、农民进城务工存在的突出问题
1.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限制基本突破，但就业的公共服务歧视基本未变
一些城市按照国家规定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这是一个进步。但仍有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如限定企业先招收城镇劳动力，后招收农民工，硬性限制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对企业按招用农民工的人数加收管理费。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政府办的劳动力市场场所，只服务于城镇居民，不向农民工开放。有的大城市政府办的信息化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大门口却赫然写着“外来农民工不得入内”，同时也不让存在农民工可进入的其他劳动力市场场所。有的城市，形成了自发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农民能从那里找到活计，经久不衰，有关部门不是去帮助管理和完善，却要予以取缔。缺乏公开合法的中介服务场所，带欺骗性的中介组织得以活动，使外出农民上当，甚至有的被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入传销组织。就业限制打破后，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突出出来。
2.大量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最为突出的是村村反映拖欠工资、职业病、安全事故多等问题，很难求得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保护
农村反映最强烈的是拖欠工资问题。40多个调查村，除很少外出就业和外出经商为主的4个村外，村村反映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有些村半数民工被拖欠工资，有的村90%以上的被拖欠。个别访谈的48位农民工，1/3的人春节期间忙于讨要工资。拖欠工资问题，在农民工进入较多的沿海地区及中西部乡外县内流动就业中都存在，其中，建筑业、矿业和小企业尤其突出。有的拖欠工资发给回家路费，有的连路费也不给；有的向民工收取七八百元到2000元的押金，或扣押一两个月工资；有的平时只发给民工生活费，大部分工资扣在老板手里占用，随时找借口处罚民工、克扣工资，如果不满意，要离开，已做几个月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有的拖欠一个、几个工程的工资额，有的拖欠了几个年头。
农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处于软弱无力地位，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多被推诿。“欠钱的是老子”，讨要数次没结果。上访政府部门，得到解决的少，大部分的回答是没签合同，不受理，或是欠资量小，不受理。没签合同，有农民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原因，而多数情况是农民工要签，老板不签，说要签到别处干,民工多的是。正常渠道解决不了，农民工就罢工、群体闹事。打官司上诉花钱，写诉状花钱，无奈自认倒霉。
职业病、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工伤赔付不合理。小的工伤自费医疗，大的工伤，被机器压掉一只手，仅获得赔偿一万多元钱，被伤害者闹着不走，反遭毒打。
3．诸多情况显示，一些农民想由进城打工到进城安居，但城市的制度安排是只想农民打工，不愿或阻滞农民进城安居
一是一些地方没有贯彻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继续实行公办学校对民工子女高收费，有的粗暴关闭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调查反映，一些城市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一些地方执行政策打折扣，公办中小学校向农民工子女额外乱收费的现象，并未停止，交借读费小学每学期少的200元，多的400~500元，还暗示要不成文的一次性赞助费，小学1200元，初中几千元不等，不然就以学生名额已满拒收。招收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无人过问。某大城市的一个区，50多所民工子弟小学，近万名民工子女就读，前些时候着手关闭打工子弟小学未成，今年“国办通知”下发后却一律关闭了，学生被迫到附近区县更远的学校上学。二是户籍管理上，公安部提出以在城镇有稳定职业、收入来源和稳定的住所，作为取得城镇户口的条件，而多数地方却把“稳定的居住场所”改换成“在城镇购买住房”；放开小城镇户口，也只对当地农民开放，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三是不愿对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其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年轻农民打若干年工，拿的是较低的“裸体工资”，为城镇工业化做出了贡献，再退回中西部农村养老。这实质是对农民的一种新的剥夺，阻碍农村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阻碍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化解“三农”问题。
4.社会管理上的歧视
重庆市荣昌县杜家坝村的农民说，外出务工一般都需要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健康证、所在工厂工作证这五种基本证件。未婚妇女办未婚证，已婚妇女办婚育证。在家乡和打工地两头办证花“冤枉钱”。河南省新密市一位农民说：“去年俺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干了几个月都没上过街，好不容易赶放假的一天到街上看看打小就念叨的人民首都，结果或许是太高兴忘带暂住证了，还是因为一脸民工相，刚在街上转一会儿就被查住了，二话没说就把俺往车里塞。俺是来打工来了，又不是定时炸弹。俺好好解释，打电话让老乡把俺的证件送来才被放了。把俺好一顿训。这次虽说没把俺收容了，可心里老不是个滋味。俺靠力气挣钱咋就这么下贱呢？北京在俺心中的好形象一下就没了。”把农民工作为不安定因素，一旦整顿社会秩序，就把矛头指向农民工的问题仍然存在。
5.供求脱节的培训不对路，有的打着培训名义诈骗钱财，农民找不到能获得实用技术的价格便宜的培训
农民外出就业受过培训的为数极少。打工的年轻人多数为初中毕业，没有技术，体力活干一天下来很累，很少看书报杂志。想学门技术，一是培训要钱，二是真正实用的技术太少，他们“强烈建议”本地政府组织一些实用技术培训，最好是免费的，即使收费也不要超过100元。
三、对建立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服务体系、合法权益保护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构成工业、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分化和城镇化的特殊形式，既关系民生，又有长远战略意义。近年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但尚缺乏有关的服务体系。农民外出就业权益受损害的原因很多，群众寄予希望的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解决问题。沿袭计划式、二元分割式、防范式的管理，有悖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和就业制度改革的方向。管理体制的转变，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文件，明确了政策导向，就自然解决了。需要搞好政策落实，继续推进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
1.既要落实政策，又要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推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管理服务的改革创新
当前，需要抓住几个突出问题，组织对“国办通知” 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同时大力促进观念更新，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维。一是在发展战略上，确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口、劳动力转移结合，带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二是在城乡关系上，调整不符合城乡开放、市场经济原则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关系，改变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状况，还给农民平等的待遇，解除其转移就业、身份转变的束缚。我国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居民权利一致、身份同一的平等化过程。70%以上的农民工主要在流入地就业、生活,是一些企业甚至产业的基本就业力量，辛勤劳动，创造财富，为企业、财政税收作出了贡献，讲城市人均GDP，讲发展规划、社会安排，不能仅讲城市户口的人，而将农民工的存在和贡献忽略不计。国办通知提出，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卫生防疫、法律服务或治安管理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这就要求调整城市公共服务和财力资源分配结构，建立体现包含农民工民众利益的管理服务。三是在政府管理上，转变政府职能，把对农民工管理的重点转到合法权益保护和服务上来，转变管理中政府公务人员与民众包括农民工的“官民关系”和管理方式。不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那种管制百姓的意识就自然消失了。市场就业决策主体是劳动者个人和企业，政府的职能是为之服务（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是一种公共服务，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维护百姓公共利益）。在社会领域，农民工和城镇市民，同是发展经济建设新生活的主人、纳税人和公民，政府管理人员与他们，不是防范、管制的关系，而是服务民众的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除了政府负起公共管理职责外，要培养各种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支持他们自我管理，群众和企业的自律、相互关系的自我协调、社区自治等，形成同群众参与管理、自主治理结合的合力。
2.进一步清理各种针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歧视、限制政策，走向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覆盖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的服务体系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政府管理，由行政审批、限制流动、办证收费，转到支持与服务。专门针对农民工设置的办证、收费应该取消。改变城市就业服务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服务场所仅对城镇求职者服务的局面，应逐步向农民进城就业开放。围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发展包括信息、职业介绍、培训、法律咨询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发展联系农村求职者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用工企业的，信息、职业介绍、培训一体化的中介组织，按市场需求进行培训，以培训促进劳务输出。形成政府公共服务、民间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社会非盈利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机制。
3.健全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的监管制度
如何解决就业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拖欠和克扣工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影响健康与安全、工伤赔付不合理等问题，保护劳动者、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成互利和谐的劳资关系，这方面的管理体系和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尚未建立。应将《劳动法》和有关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法规汇编成册，发给企业和农民工。推进劳动合同制，使之成为规范劳动关系，明确双方责任权利，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依据。用工单位要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拒绝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得到纠正。不能将不实行合同制的非正规用工企业范围划得过大。劳动合同公证的公共服务收费要低。加大合同监管力度。发展工会，吸收农民工加入，促进工会谈判力量的提高。建立企业、劳动者（工会）、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监管，使违反劳动法、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受到惩处。
4.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农民转移培训力度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自身素质的制约。同时，职业教育与转移培训弱，也影响到义务教育，原因是农村青少年相当多的人升不了高中、大学，职业教育与培训弱，学不到对就业有帮助的技术，致使上学的积极性不高，初中毕业或未毕业就辍学外出就业。为此亟需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网络。首先抓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改革农村教育投入体制，增加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转移支付，减轻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负担，有条件的地方普及高中教育，使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不仅惠及中西部农村，而且提高进城农民工素质，惠及发达地区和城市。其次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农村骨干职业学校和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基地，发展职业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民转移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适应我国工业、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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