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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臣------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广东揭阳县（现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少年时，他在家乡极有名气，20岁中了秀才，但以后在科举的道路上屡试屡败，三次上广州考举人，次次不中，直到32岁还是一名秀才。按当时的做官要求，只有举人、进士才能做官，才有发挥才干的舞台，秀才只能当个教书先生或在衙门当名文书，也就是小吏，丁日昌也不例外。他在广东潮州惠潮嘉道台曹履泰府中当幕府，幕府就是师爷兼文书，一度郁郁不得志。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大展拳脚，显示才干，立下奇功，脱颖而出。那是清咸丰四年（1854），潮州一带的“三合会”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举兵造反，来势凶猛。先是潮阳县农民陈娘康、郑游春率兵起义，潮州知府吴均带兵进剿，但不是“三合会”的对手，很快败下阵来。“三合会”乘胜进攻惠来县，攻破城门，惠来县知县汤廷英被杀。“三合会”声势大振，大头目吴忠恕的部队达到两万余人，将潮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吴忠絮的儿子在城外的虎子山架起土炮，猛轰潮州。更为可怕的是城内出了内奸，武生刘宝财与“三合会”暗中勾结，引导“三合会”占据了城外主要河流要道。潮州城内外交通断绝，城池危在旦夕，知府曹履泰束手无策，眼看城池就要陷落，而清朝军队忙于对付太平军，无力解潮州之围。
这时只是一个幕僚的丁日昌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极大的勇气前往他的家乡丰顺县汤坑镇募兵。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与鼓动能力，居然一下子募来了三千乡勇，都是精悍健硕的壮年农民。这支乡勇赶到潮州城，在城外的笔架山与吴忠絮的“三合会”起义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将其击退，还生擒一百余人，潮州城转危为安，没有落入“三合会”手中。捷报到了北京，朝廷知道揭阳有位丁日昌，一位有勇有谋有血性的秀才，解开了五品知府都解不开的难题，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破格任命他为琼州府府学训导，三年后实授江西省万安县县令。从此以后，丁日昌就脱颖而出，踏进了官场大门。
屡立战功六年升江苏巡抚
在江西高安县县令的任上，他遭遇到太平军的围攻，手中无兵，自得弃城而逃，朝廷以“失守城池”为由，将他削职为民。这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组建湘勇围剿太平军，正在广招各路英雄好汉，丁日昌就行至九江求见，曾国藩见他是个人才，就任命他为关卡卡员，办理收税事务。这样，一个削职的高安县县令就当了曾国藩的收税员。
清同治二年（1863），他应两广总督之邀，前往广州办理军火。这时他精通火器的才干就显示出来，在广州燕塘亲自设计并制造了大小棚炮36尊，开花炮弹2000余颗。这是一种近代的洋炮，与传统土炮完全不同，在近代火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射程达一公里以外，射出的不是铁砂，是开花炮弹，炮弹落地爆炸后，弹壳炸成了碎片，有很强的杀伤力。这种火炮与炮弹武装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为清朝军队装备最为先进的部队。淮军在攻打无锡、常州、苏州的战斗中，这种火炮发挥出很大威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李自成的大刀与弓箭完全不是对手。丁日昌因此而连立战功，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的高度赏识，从一个税务员，一下子升任为四品直隶州知府，同治四年（1865）升任苏（州）松（江）太（仓）兵备道，同治六年（1867）升任江苏布政，这时他才43岁。
“师夷而制夷”的实干家
清同治三年（1864），丁日昌江苏巡抚应李鸿章的邀请，筹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被任命为首任督办。这时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见识高人一筹。他认为太平天国不难剿灭，也不是心腹大患，真正的死敌是外国列强。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的长技在于坚船利炮，挟制中国命脉的也在于坚船利炮。外国既然可以恃其所长取我中国之利，我也可以取其所长为我所用。门外既有虎狼，当务之急是开出驱虎狼之方，闭门不出、消极避战、盲目浪战都不为长久之计。“师夷而制夷”就成为他的主导思想，这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基本一致。
在丁日昌的主持下，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有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型兵工厂，内有黑色火药厂、子弹厂、炮弹厂、水雷厂与炼钢厂。同治七年（1868）我国第一艘以蒸气机为动力的轮船“惠吉号”在江南机器制造局下水，成为轰动全国的大喜事。这艘轮机为木壳轮，锅炉与船壳是自制的，蒸气机买自外国，船长18.5丈，宽27丈，马力达392匹，载重600吨，配有大炮九门，时速每小时37里。洋务运动有了良好的开局，这一年（1868）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
丁日昌在“师夷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做了大量实事，洋务运动的重大项目，几乎都与他联系在一起。他促成了我国首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20人，成为我国向国外引进智力的首
先创举；他在任福建巡抚并主持福建船政学堂时，向英国与法国派出35名留学生，这是我国首批留英、留法的学生。留学归来的学生，如严复、刘步蟾、邓世昌、魏瀚、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蒋超英，都成为清朝海军的主要将领，有的成为传播西方先进学识的启蒙人。他在主持福建船政学堂现马尾造厂事务时，造出了我国第一批铁甲舰。“丁日昌纪念馆”的资深馆员陈少芬就对记者说：“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理论家是郭嵩涛，冲锋陷阵办实事的是丁日昌，实干家也是丁日昌。”
43岁鬓发皆白身患重病
丁日昌为洋务运动耗尽心血，从出任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督办到出任苏松太兵备道，不到3年，年龄仅43岁，竟是“鬓发皆白”，身患重病。他在给他的恩师李鸿章的信中说：“入春以后，鬓发皆白，胸膈抑塞，郛房结核如桃，将成郛癌，多方调治，渐将消灭，而肝气骤发，又成心跳之症，头晕目眩，动已不能会客临民，静不能构思握笔。医生谓此系劳思过度，以致水不养木，若一成血症，即成不可救药。”看来丁日昌患的是肺结核，后来他任福建巡抚时多次大口吐血，症状与肺结核基本一致。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
清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母亲去世，年九十，按祖制，丁日昌要丁忧开缺，也就是免去职务，守孝三年。这时的丁日昌虽贵为江苏巡抚，但家徒四壁，没有自己的田产，他母亲的灵柩要租屋而停放，丧葬费用靠向亲友借贷。
面对严重疾病，丁日昌一度想回家养病以老终生，不愿出任内定的福建巡抚之职，但李鸿章要他抱病视事，再任封疆大吏，视早死为常事。在信中，李鸿章激励丁日昌抱病为国效力，信中说：“人生不过百年，早迟皆有一死，公岂能畏死哉。阁抚之职（指福建巡抚）固不必辞，可专巡台湾与福建船政，即使调到云南或甘肃，亦不必推辞，使天下人都知道你不是规避取巧之人，使朝廷时时相信你不是苟免危难之人。以公之才望，何事不成，何人不得耶？”他还送来人参四两，慰问丁日昌。
看了李鸿章的信，丁日昌对死的看法是豁然开朗。他在回信中说，“自今年以来，开始勘破人生只有一死，并无二死，早死是一死，迟死也是一死，彭祖以活得很久而远近闻名，也难免一死。刀锯斧钺，马革裹沙场固是一死死，参苓祈祷、妻痕绕床、嘤嘤哭泣、病终亦
是一死，然则死者固人生所必有之事，有可甚惧？”这一年，他下定了抱病视事为国效力的决心。光绪元年（1875），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第二年夏天，福州连日大雨，城内积水深达一丈余，他站在城墙上六昼夜，指挥赈灾，救济灾民数十万，并命海关暂停征收米税，派船让商人贩粮至福州，使米谷价平。
大水退后，丁日昌的病情加重，当时上海的《申报》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说：“丁雨生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及匝月，闻水水警后力疾而起，登南门堞楼，督视救护灾民并分赈各事，兼代之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真有爱民之心也。”大水退后，丁日昌病情加重，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脖肿至膝，血不断口，脚不能行，血不能止，事多心急，无暇医药，病势日见日深。”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是透支生命，到光绪七年（1881），无法支持，只得回揭阳养病。第二年脚气上冲，痰瘀气逆，病势骤变，于正月初十病逝，年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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