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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校长
——在衡阳市珠晖区教育干部培训班上的演讲
吴昕孺
听说在座的各位大多是校长，我来到这里很忐忑。我做教育记者和编辑二十多年，和老师、学生打交道多，认识的校长很少。在我印象中，校长就像局长一样，是日理万机的领导。有时我们去一所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来跟我们座谈、交流，校长顶多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敬杯酒，说两句客气话就走了。他们很辛苦，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领导，还要领导各式各样的师生，我能理解他们。最有责任感的人总是最辛苦的，每个领域都是这样，以育人为本的教育领域尤其如此。那我这次来，想和校长们请教和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和校长们探讨一下，教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现在跟校长打交道少，但对校长这一职业却毫不陌生。这首先是因为我也做了15年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共经历了六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它的校长。更为重要的是，我家里就有一位校长，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中学的校长。我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和我父亲有关的。
我父亲1993年退休，不久就发现行为异常，到医院检查，是脑萎缩早期。他这个病也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地开始不认得自己的亲友。他的学生们听说了这件事，相约赶在我父亲“神志不清”之前来看望老校长。我记得是1994年暑假的一天，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父亲的三十多名学生齐聚我家里，他们有来自海外的，有在中纪委上班的，也有在学校当校长和老师的，还有货车司机和做生意的。那时，父亲还能叫出其中两个学生的名字。那天，学生们簇拥着自己的老校长，讲述往事，倾诉离情，一起照相，他们就在我家里做了一大桌菜，把我父母供在上座，连我这个做儿子的都插不上一点手。这次聚会之后没几个月，我父亲就只认得我妈了；不久，我妈都成他的“陌生人”。还没完，这次聚会中有一位从美国赶回来的学生，叫黄小克。她是美国较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她看到我父亲的症状后，就从美国寄来一种专门治脑萎缩的药，而且在父亲每次快吃完的时候，就能收到她寄来的新药，从没间断，直到我父亲2004年去世。我们除了“感谢”两个字，没有为这些药付过一分钱。父亲看病时，医生对我说，估计还能活五年。结果，我父亲撑持了十年，除了我母亲的悉心照顾，应该说，来自美国的我父亲那名学生情义无价的关怀，同样至关重要。
第二个故事就与我有关了。1984年底，我在长沙县九中读高三，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校长叫吴亮华，当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校长。年底放假前，学校照例要开大会，由校长做工作报告。不巧的是，那次开大会前一天，他患上病毒性重感冒，住进了医院。怎么办？按常规，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推迟；二是换上某位副校长或教导主任做报告。吴校长的决定让人大吃一惊，他让大会如期召开，换上做报告的既不是副校长也不是教导主任，而是我，是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当即有人提出异议，吴校长说，为什么不能让学生来做学校的工作报告？让学生更了解学校的工作，多好！我接受这么大一个任务也很紧张，加上读高三了，只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不想去做那劳什子报告。我记得，在病床前，校长对我说，复习时间随时都抽得出，到讲台上去做一次报告，是多大的锻炼啊，你非给我完成任务不可！那天晚上，我放下书本，拿了吴校长已经写好的报告反复读了好几遍。第二天，我不仅读好了吴校长的报告，在谈到学生活动的几个地方，还有即兴发挥，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从天而降的任务。那次经历让我刻骨铭心，从此，我更加自信，至少在任何场合讲话都不紧张。故事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现在并不遥远。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我希望还有，我希望我们永远处在一个学生感恩学校和老师、学校能让学生自由发展的时代。然而，理想的丰满或许无法遮蔽现实的骨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校长都像我父亲那样，是从一个普通老师做起的，从优秀老师的岗位上成长为一名校长。那么，大家不妨想一想，我这个做校长的，给了哪些学生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会让多少学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对我这个校长刻骨铭心？
这不是我提给大家的问题，这是教育提给大家的问题。我们不是厅长、局长、处长，我们是校长，我们的职业是教育工作者，而不是行政官员。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个校长做成了教育工作者，那这个校长就守住了他的底线和本分；如果我们把一个校长做成了行政官员，那这个校长就偏离了自己的航道。当然，这个校长还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多老师，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当校长呢？因为你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校长必须是一群教育工作者中间的领头人。这才是校长的应有之义。所以，其实对一个校长的要求，比对一般行政官员要高得多。当一名校长，也比当一名普通的科长、处长难度要大得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想想都知道，这里面是如何的费心、费力，需要多大的智慧与担当。所幸，校长群体中有在座的各位精英，你们敢于坐在校长的位子上，又敢于在这样的会议上来反思的探讨，这是教育的幸运，是孩子们的福气。
那么，如何才能做一名好校长呢？我从没当过校长，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也趁这个机会，乱谈几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我觉得，好校长首先应该是没架子的校长。
我在湖南师大读书时，校长是张楚廷先生。张校长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把校长当得不像个校长了，就成了一名好校长。” 张楚廷先生的确不像个校长，在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看到他，他愿意跟学校的任何一名师生聊天，他跟老师和学生做报告，也是用扯谈的方式。张校长还有个绝招：他跟你扯一次谈，就能记住你的名字，以后要再碰见，你还没看见他，他老远就喊你了。有一天傍晚，我在校园里面的木兰路上散步，看见张校长迎面走来。我以为他不认识我，没想着要跟他打招呼，不料他当着来来往往很多同学的面，高声喊道：“你是吴新宇（作者本名），我认识你，我昨天在校报上读到你的诗。”他笑得那样开心，而我愣在那里，坦白地说，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掉进了蜜糖罐里。
这样一位没架子的校长，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百度上他的词条是这样写的：当代著名教育家。数学教授，教育学教授，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两个学科的教授，两个学科的博导，还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教育家。他出版了整整20卷《张楚廷教育文集》，最近还送了两本诗集给我。
与张楚廷校长同时，师大还有一位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叫戴海。他这个校长当得更不像话，他时常睡到学生寝室里，和同学们开卧谈会；去学生食堂吃饭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和学生称兄道弟。1986年暑假，我与三位同学自费去湘西北考察，他听说后，拿了一床草席派人赶到火车站送给我们。这样一位没上没下、大小不分的副校长，又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曾担任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名誉会长，与著名演讲家李燕杰并称“北李南戴”。他比李燕杰更厉害的是，出版了《人生箴言录》《逝者如斯》《两个人的人生论语》《戴海村语》等多部著作，被誉为湖南年纪最大的“新锐作家”。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戴海校长，因为是我的恩师，我喊惯了戴海老师。戴老师的岳母娘曾受业于长沙师范徐特立校长的门下。徐特立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在20世纪初的湖南教育界有“长沙王”之称。
这位赫赫有名的“长沙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绰号“徐外婆”。戴老师的岳母跟戴老师说，“徐外婆”这个绰号是学生们送给他的，因为他这个校长对学生非常慈爱，总怀着一颗外婆心。他“婆”到什么程度呢？有的学生调皮，不按时就寝，他就经常睡在学生宿舍的值班室，从而就近督促他们；有个学生脚上的冻疮溃烂了，他经常提来热水帮这个学生洗脚，并给他敷上药，直到学生的伤口长好。还有个乡下来的学生十分贫困，连蚊帐都没有，他不仅帮他买来蚊帐，后来发现这个学生喜欢读书，就用自己的工资为这名学生办了一个“购书折子”。这名学生叫田汉，后来成长为国歌的作者。我小时候，就是在田汉故居旁边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的。
当时也有很多人对徐特立不理解，说他如此婆婆妈妈，有失校长之尊。徐特立听了呵呵一笑，说：“作为一名校长，对学生怎么爱护，都不为过。” 第二，好校长应该是有风骨的校长。当校长，不能有架子，但得有风骨。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呢？一点也不，正好相反，它们往往是一脉相承的。没架子，是对师生，对教育，是对每一个成长的生命深怀着一颗敬畏心。有风骨，是对世俗，对权贵，是对每一个忽视人成长的体制与习俗的蔑视。
刚才说到的“徐外婆”，有人会说，这种婆婆妈妈的性格只能做小事，怎么能成大事？我们来看看徐特立做了些什么事。很多人不是把行政级别看得重嘛，徐特立在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相当于现在的省人大副主任，级别不算低了吧，但由于他的很多主张得不到采纳，徐特立愤然辞职，不与官僚为伍，一心一意办他的教育去了。有一次他到长沙修业学校演讲，对当时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痛心疾首，竟跑到伙房，拿出一把菜刀，将自己左手小指砍下一节，当场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这件事当时震动全国，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潮。
南开中学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中学，他的创始人兼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当时由于南开办学有方，影响极大，各位政府要员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南开去读书。张伯苓下令，所有政要和富豪子弟，在校园里不能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一样穿校服，一样吃食堂，任何人不准用车接送。蒋介石对张伯苓非常欣赏，他几次来南开中学考察，张伯苓没有一次组织师生列队迎送，敲锣打鼓，口号喧天，甚至让学生在寒风雨雪中等待，这些事情跟南开都沾不上边。
1949年11月，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留在新中国。然而，1950年10月，南开中学竟然以张伯苓曾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为由，剥夺他参加校庆的权利。张伯苓依然没有屈服，1951年，张伯苓因脑溢血在天津病逝，他给南开师生留下的遗嘱是：“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政权。” 这样一位风骨铮铮的校长，他是如何对待学生的呢？张伯苓个子很高，183公分，他喜欢戴着一副浅色墨镜在校园里到处走走，每次看到身材矮小瘦弱的学生，就要过去摸摸他的头说：“孩子，你要多吃一点。”
他对学校的历届优秀毕业生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抗战时期，南开中学搬到重庆沙坪坝，有一次周恩来特意来给师生们做演讲。演讲前，由张伯苓校长介绍自己的弟子，他说：“周恩来校友从前在天津南开很会演话剧，而且他总是客串女角，演得真好。”看来，周恩来那时是南开中学的“李玉刚”呵。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说的“有风骨”并不是叛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跟领导对着干，对什么领导都不客气。那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做秀，不仅与别人过不去，也与自己过不去。任何时候，尊重都应该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尊重别人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但在尊重的前提下，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又应该坚持一点什么。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坚持以育人为宗旨，而不是以领导检查为首要之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至于为了等一个领导，让孩子们淋雨挨冻了；就不至于为了一次又一次的教学评估，让老师们昼夜加班，通过无数表格和文字的形式，制造垃圾甚至虚假。
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年要去全省的好几所中学，可以说，几乎每去一所学校，只要跟老师们座谈，他们纷纷表示，最痛恨的就是教学评估。每次为了迎接那些教学评估，他们花时间、耗精力，最关键的是，还要被迫大量造假。当然，评估大多是上面要求的，不仅老师痛恨，校长拿着也头疼，但面对应接不暇的各类评估，面对职能部门甚至是上级领导的无端骚扰，我们校长的确要想想，应该怎么办，如果一味迎合，上面要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无视育人之旨与教学规律，我们就会与教育背道而驰，教育就会惩罚我们。
还有坚持以办学为本，而不是以炮制政绩工程为目的。招生规模要扩大，新教学楼要建，电脑要配备多少台„„但这一切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孩子们的成长培育一个良好、宽松的人文环境。一所学校，不管是拥有耸入云天的教学大楼的都市学校，还是只有两三间破土砖房的偏僻的乡村小学，他们应该有一个不可移易的、巨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如果孩子们在豪华的教学楼里学得不快乐，而在破落的土砖房里学得很快乐，那就说明，那所偏僻的乡村小学的办学水平比那所豪华的都市学校更高，而不是都市学校因为拥有豪华的教学楼就铁定比乡村小学更好。
我的小学叫罗岭学校，就是长沙县一所破落的乡村小学，一下雨教室里就遭灾；一到冬天，老师就带着我们上山捡柴，在教室里生火取暖。但那时，我们是多么快活啊，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我们时刻和大自然在一起，与动植物相处。在我的记忆中，甚至连教室漏雨、冬天烧火都成了我们的节日。第三，好校长应该是爱教育的校长。
校长也是普通人，他可以有很多爱好，爱好钓鱼，爱好美食，爱好旅游、爱好从政等等，但作为一名校长，他有一爱是必须的，那就是爱教育，而且教育必须是他众多爱之中的最爱，他才有资格做一名校长。我觉得，如果一名校长有其他爱好凌驾于爱教育之上，那他要当好一名校长就比较困难。一名校长爱教育可以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我说三个方面。1.向教育家看齐
很多教育家都是中小学校长出身。大家熟悉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从30岁起直至去世，在自己的家乡巴甫雷什中学当了整整40年校长。有趣的是，他从部队退伍，最先是安排他当区教育局长，他不干，申请去学校当校长。可见，他把当校长看得比当局长更重。如果是一个爱从政胜过爱教育的人，那他肯定就乐得当局长去了，在局长位置上，眼睛还会望着厅长。但如果他当局长、厅长去了，世界上就少了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大家想想，那损失该有多大。还有陶行知，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高材生，毕生矢志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这位曾担任过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会长、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的著名教育家，他宁愿担任一所中学——育才中学的校长，先后谢绝了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担任校长的邀请。
我觉得，当一名校长就要向这些大教育家看齐，就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情怀。有人会想，当教育家多难啊！其实，一点都不难。教育家绝不是空想出来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教育家必然出自于教育实践之中。试问，要成为一名教育家，又有什么位置比校长这个岗位更好呢？既能亲临教学第一线，与师生打成一片，又有着行政与思想的高度，而且绝大部分校长，本身就是优秀的任课教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不凡的执教履历，还有校长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上下沟通，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所以，我觉得，校长是距离教育家最近的位置。我们好不容易当上了校长，如果轻易错过成为一名教育家的机会，那是非常可惜的。
大家看看，从古至今，高干政要在历史上留下名头的，又有几个？孔子的时代，我们能数出当时的几个国君来？但谁都知道孔子，孔子只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私塾校长。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周游列国，列国都不理他，累累若丧家之犬。然而，“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思想，就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太阳，永远光芒万丈。上届中国政府的国务委员，大家能记住几个？本届湖南省政府的副省长，你们能叫出几个人的名字来？纵然你级别高得吓人，如果没有从政理想，当一名官员基本上就是跑跑场子，没人记得住你。校长倘若算作一名基层官员，那他的从政理想必须是办好教育，否则他就是一个跑龙套、走过场的人。别的官员跑龙套、走过场，可能影响不大，无过便是功；一名走过场、跑龙套的校长则可能影响好几届学生的成长，应该说，无功便是过，甚至是大过。
正因为陶行知将自己放在教育家的高度，而不是一名普通中学校长的位置上，他才有这样的胆气：有一天，育才中学的值日生急忙跑进教室，对正在上课的陶行知说：“蒋委员长来了，先生是不是去接一接？”陶行知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反应呢，他推了推他的眼镜，对那个值日生说：“你去问问他，是找我个人有事，还是来参观学校？”说完继续讲他的课。一会，值日生回来通报：“委员长说只是来看看的。”陶行知答道：“哦，那我就不见他了。”这件事把蒋介石气坏了，不久，他查封了育才中学，通缉陶行知，罪名是两个字：通共。
所以，我认为一名校长的履职必须是向教育家看齐，而不是向某局长、某处长甚至是某秘书看齐。2.大力培养名师。
任何一名好校长都不能忽视所在学校老师的培养。我们平时说师资师资，师资的意思就是说，老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啊。一所学校，校长不可能包打天下，老师才是排头兵和主力军。一个学校越是名师如云，甚至老师的名气比校长还大，那个校长越是当得成功；如果那个校长什么都厉害，气壮如牛，老师个个像条应声虫，唯唯诺诺，那这个校长有可能是个成功的官员，但基本上不会是合格的校长。中国目前最年长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最为敬佩的作家、翻译家之一，我们衡阳人的骄傲，资中筠先生。她是在天津耀华学校启蒙读书的，耀华学校的校长赵君达特别重视师资，在抗战前后那样艰危的局势下，他始终坚持用高薪聘请老师。中学各科全部聘用经过严格选拔的大学本专业毕业生，英文则聘用外籍教师。名师的教诲，使得学生的做人之道和学识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所以与此同时，耀华学校不准师生加班加点，不准进行模拟考试，学生也从不为考试去开夜车。赵君达校长死得很壮烈，他因断然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被特务暗杀。大家听说过浙江春晖中学的名头吧。春晖中学的创办人和校长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经亨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校长，他对当时“政府摧残教育”的状况十分不满，毅然辞职，选择了政府管理相对薄弱的乡村，在上虞县白马湖畔一处风光优美的地方，创建春晖中学。他的思路是，用哲人统治精神的办法，让学生自主学习，大力推行“人格教育”，一洗模式化、灌输式教学的积弊。这种教育理念对老师的要求就相当高，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塑造人格，必得有良师益友做引路人啊！所以，经亨颐先生最大的力气就花在聘用名师上。我们看看，从1921年到1925年间，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名师名单：教育家夏丏尊，散文家朱自清，画家、作家丰子恺，美学家朱光潜，教育改革家匡互生，作家王任叔（巴人），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等，而来春晖学校讲过学的名人有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张闻天、俞平伯、蒋梦麟、于佑任、吴稚辉等等。这样强大的阵容，正如朱自清所说，就让“教育者和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
当然，在座的各位校长无法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私立学校的校长那样，喊用谁就能用谁，说聘谁就能聘谁，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我们可以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
首先，要把老师们，尤其是青年老师，一批批送出去培训、学习，哪怕是参观，都能让他们开阔视野，提高眼界，增长知识，改善涵养。现实状况是，普通中小学校的老师，尤其是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去。我讲个事情给大家听。我所在的《初中生》编辑部是“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湖南赛区的组织单位，我们每年选出的湖南赛区的一等奖作文，要由辅导老师带着获奖的那个选手前往大赛组委会指定的一个城市，参加全国总决赛。其中学生的费用由组委会承担，老师的费用则请学校负责。有一年去上海参加总决赛，是我带的队。其中一个女老师是自费的，我奇怪地问他，学校为什么不给你报销呢，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那位老师沮丧地说，我拿了你们的通知去找校长，校长说，上海我都没去过，你去干啥！我听了大吃一惊，这种人怎么能当校长呢？
其次，我们要把名师请进来。学校的经费紧啊，我知道，校长们为周转资金经常到处化缘。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不缺钱的学校；而即便是经费紧张的学校，应酬起来，吃起饭来，总不会少那几个钱。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降低一些应酬标准，或者少应酬几次，局长来检查，对不起，跟我们一起吃个食堂。节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请外面的名师来学校讲课。一所学校实力不济、人数较少，我们可以几所学校联合起来呀。有的名师身价高，请不起，我们可以请杰出校友啊，可以请从本地出去的名人啊。据我所知，名气再大、再有架子的人，一般是不会拒绝来自母校和故乡的邀请的；如果他拒绝了，那这样的人，不请也罢。3.让孩子自由发展。
我出差到过湖南的很多中学，城镇、乡村的都有，这些学校大多占地广阔，操场宽大，教舍宏伟，花坛漂亮，体现了各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然而，无一例外的是，每一所学校一天到晚都出奇地安静，孩子们就像被圈养在一个个精致宏伟的钢筋水泥的笼子里，除了可怜的一点课余时间的喧闹，大部分时候，几千数百名学生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在同一个模子里，被考试和分数浇铸成同一“标准”的孩子。
有人说，没有啊，我们学校经常搞素质教育呵，不是举办演讲比赛，就是开展读经活动。但大家发现没有，这样的活动大多是为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为活动而活动，而不是真正从学生的自由成长出发。通常情况下，上面一纸文件，下到各校、各年级、各班，大家组织起来，轰轰烈烈搞一个比赛，一个活动。这种搞法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它依然是选拔和考试思维在作怪，看上去很多人在参与，实际上依然是为了一小部分特长生脱颖而出。一所学校，一年开展那么一两次活动，那些不擅长演讲的孩子，不喜欢读经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依然没有机会。
如何让孩子全面发展，如何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发展机会？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解决了，教育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课题没有解决，则教育依然不能说是理想的教育。
这个课题，中外校长和教育家都在思考和探索。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显然更适合高等院校，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论，试图将教育的范畴泛化，在操作上缺乏指导性。我最为欣赏的，是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制订的“三点半精神”：
下午三点半，南开中学所有学生合上书本，走出教室，投身到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去。而从三点半开始，学校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无条件对学生开放：运动场、体育馆、图书馆、科技馆、话剧室、音乐室、演讲辩论会、政治经济学会、桥牌室，甚至包括学校的墙报和菜园，学生可以无孔不入，唯独上课的教室不能去，如果发现三点半之后有人躲在教室里偷偷做功课，记大过一次。
张伯苓校长有一句名言：“不会玩的孩子是傻孩子。”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提出对于学生训练的五点：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将“重视体育”放在首位，他倡导南开学生“一人一项运动”，人人都要当运动员。
所以，南开中学出了戏剧家曹禺，红学家周汝昌，气象学家叶笃正，哲学家汤一介，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音乐家阎肃，两弹元勋朱光亚，等等，数不胜数。还有两任总理，周恩来和温家宝。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大学是西南联大，最成功的中学就是南开中学和春晖中学。像现在的黄冈中学、衡水中学，都是严重透支孩子的体力和智力、透支国家的青春和未来、用军营化管理造就模式化学生的示范性学校。这是中国教育莫大的悲哀。
第四，好校长应该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校长。
我总认为，一名校长完全可以不是那个学校最帅（漂亮）的老师，但应该是最有气质的老师。气质从何而来？苏东坡早就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气质是做不出来的，也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内在的一股气来改变你这个人的质地，这股气是什么呢？就是文气、雅气、大气。文气、雅气、大气从何而来，从诗书而来。何况学校本来就是读书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读书，老师在这里读书，作为带头人的校长怎么能够不读书呢？一个学校，随它如何困难，如何破落，如何逼仄，如果有客人来，校长最愿意带着客人去参观的是学校的图书室（馆），那这个校长绝对是一名有气质的校长。遗憾的是，我到过的很多学校，校长或者其他老师带着我们看校长室,看会议室，看多功能厅，看科技大楼，看教学楼。我一问，图书室在哪里？他们要不抱歉地说，我们校舍很紧，一时还拿不出地方来做图书室；要不顾左右而言他，马上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校长们，我建议大家每天争取读一个小时书。不妨分两个时段：上班时间在学校，每天坐在图书室读半个小时，既自己受益，对师生又是多好的表率作用啊！还有半个小时，留到家里读，如果孩子在家里，和爱人、孩子一起读。我想，如此温馨的阅读时光，一定是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求之不得的。我还告诉一个也许大家都已经体会到的秘诀，读书读进去了，很多事情会发生改变——
我们可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务中超脱出来，发挥团队其他成员的潜能。在我们的带动下，学校师生喜欢阅读的可能越来越多，书香氛围越来越浓，既有利于师生成长，也有利于学校管理。我们可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加淡定，更有应对智慧。哲学家朱熹写过一首《观书有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瞳（蒙冲，古代战船）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江河一涨水，连巨舰都像一根羽毛那么轻了。没涨水的时候，任你花多大力气也推不动呵，现在它却可以在河中间自由自在地航行。这跟读书有什么关系，朱老夫子读书如何会读出这样的感受？他就是告诉我们，读书如涨水，书得越多、越好，好比水涨得越高。没读书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觉得难以处理，等到书读多了，智慧增长了，这些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还有一点，如果喜欢读书了，我们可能基本上能够摆脱职位升迁的忧虑，因为与书里面的乾坤一比，世俗功名就成了蝇头蜗角。我有一个朋友，在单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二号退休在即，他理所当然被看作是一号的接班人。可是，风云突变，二号退休后，一号从外单位引进一名人才做了二号，这个新二号比他还小几岁，他一下掉进了冰窟窿里，彻底灰心绝望了，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办。我跟他推荐了十本书，我说，你读完后再谈谈感想。两个月后，他打电话来：“读书真好，我终于放下来了。”我祝贺他说，从整个人生来看，你得到这样的收获，比当上了接班人更有价值。
我们还是回到教育上来。我们现在的教育非常危险。2010年，我应华文出版社之邀，开始采访教育改革家、云南省教育厅长罗崇敏先生。今年1月，《他在改变教育——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正式出版。为什么说他在“改变”教育？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了！为什么说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积重难返，痼迹如磐，不与它交锋，断难解决问题。
目前，有三大毒瘤：产业化、政绩化、模式化，让中国教育深受其害。产业化制造了水分十足的高等教育和甚嚣尘上的考试经济，政绩化在各级校园内培育了庞大的官僚队伍，模式化让千千万万的孩子个性消失，天赋流失，人格缺失„„这一切，都使教育背离其本质，不仅孩子，就连老师、家长也包括我们校长，都在教育中得不到应有的快乐。罗崇敏从红河州委书记调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的时候，他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尾声，他只能在教育厅长任上干一届，但他依然以大勇、大智、大气魄，在云南省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曾经问他：“你马上要到年龄了，你这么干照样升迁无望，反而惹来一身麻烦，何苦呢？”罗崇敏说：“谁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腐败有多严重，但我们不要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同样的道理，谁都知道我们的教育有多危险，但我们不要怪教育，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身在其中，我们都是制造这种危险的一员。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这话说得多好啊！
校长们，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改变自己，就无法改变整个教育。所以，我们都要问问自己，作为一名校长，我们对教育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还对教育怀着信仰，怀着当初走上教育岗位时那一份执著与纯真？ 校长们，衡阳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发达之地。至少在公元九世纪初，唐代散文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衡阳就有很多书生跋山涉水去向柳宗元请教；几乎与此同时，石鼓书院建成，当时叫“李宽读书堂”，后来跻身北宋四大书院之列。这块风水宝地，曾留下过智圣诸葛亮、诗圣杜甫和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足迹，曾吸引了大诗人苏轼，大哲学家周敦颐，大学者张栻、王闿运等成为这里的名师，也培养了王夫之、彭玉麟、曾国藩、杨度、齐白石等著名学生。特别是王夫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衡阳继蔡伦之后，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上最令人荡气回肠的三句话，一句是北宋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句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句就是比顾炎武小6岁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中国古代文化，大部分时候就是躺在儒家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上睡觉，而衡阳人王夫之却不想这样，他立志继往开来，不惜献出生命，让老天将自己活埋了，也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同志们，什么是敢为人先？这才是真正的敢为人先啊！“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什么是湖南人的风骨，这就是湖南人的风骨！所以，我到衡阳不是来讲学，我是来朝圣的。王夫之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圣人。我很遗憾见不到船山先生本人，但我有幸见到他这么多后人，我看见他们脸上都焕发着光彩，他们内心淡定，视野开阔，有理想，有情怀，他们是一群普通而又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我深深感到，在衡阳这片沃土上，还会出现更多的蔡伦，更多的王夫之，更多的龙应台、资中筠、洛夫、琼瑶„„巍巍中华，南岳独秀，我祝愿我们珠晖区的教育，我们衡阳的教育，能在湖南，在全国，一枝独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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